(23)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47页。
目前与和谐权相关的学术探讨论文也只有8篇，分别是徐显明：《和谐权：人权观的新发展》、姜福东：《关于和谐权的几点思考》、马岭：《对和谐权的几点反思》、李亚凝和田荔枝：《基于交叉学科视野对和谐权理论的重构》、刘青：《关于和谐权的法理思考》、邱本和翟渊明：《论和谐权的内容和意义》以及邱本：《论和谐权的基础》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他指出，和平权符合法理学中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对立统一的属性，从法理上来看，和平权有可法律化、可宪法化的一个理论基础，符合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理论。和谐权目前只限于中国学者的学术探讨，因此，缺少制度上的现实表征。和谐是权利追求的价值，但和谐权本身不是权利，将权利价值等同于权利是在偷换概念。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则是和平权引申意义上的内涵。她认为：和谐不能是人与生俱来的状态，相反是人需要修炼以后才能达到，甚至修炼以后也未必能达到的境界。
如果从生存权、人格权的法律属性来认识和平权，不难发现，和平权仍然属于第三代意义上的人权，其权能应当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属于基本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的人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2.3证据维度下的司法鉴定公信力 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形式的一种，其最终是否能作为证据，需要裁决者根据特定的证明标准进行认定。
1.1有助于现代型诉讼的功能实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也面临着结构性的改革。（三）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如果说，相关性必须涉及证据使事实问题可能更真实或更不真实的趋向，而且是与没有该特定证据的情况相对而言的，那我们就是在谈论盖然性了。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遭受损害的。
据此，本文认为在诉讼事实认定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司法鉴定公信力的提升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3.3.1关于司法鉴定启动 司法鉴定的启动也是目前司法鉴定公信力广受质疑的一项主要内容。
诉讼各方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能迷信司法鉴定。相反，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设立可有效弥补各方专业知识的不足，对涉及专门性知识的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判定，以保障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29}这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各国在鉴定启动权这件事情上是在不断趋同的，都是在保障诉讼双方权利的同时，又严格限制鉴定的滥用。仅涉及诉讼当事人双方利益的传统诉讼，也可能会对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影响，使得诉讼具备了公共性，诉讼从而具有了现代性。
换而言之，一旦收集、审查、认证证据的过程中出现瑕疵或者错误，或即使没有出现瑕疵或错误，而诉讼各方也不信任的情况下，司法公信力往往就难以保障。但也正如上文所述，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形式的一种，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等方面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势，相反，正是由于司法鉴定在实体和程序层面的复杂性、神秘性，在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认证时应当加以特别的关注。这也就使得无从判定下一位阶标准的科学性，无法保障事实认定是否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2）裁决者实质认证鉴定意见问题。
考虑到上述3个因素，本文将对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基本框架进行阐释，而由于篇幅原因，对于其中的具体内容不加以过多论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定了明确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鉴定程序和实体内容。
因此，鉴定意见天然的科学属性加之证据规则的特殊对待，以及实践中诉讼各方对鉴定的推崇，都强化了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的预期。在司法鉴定实践中，有许多鉴定机构无论是在技术水平还是在科研水平等综合实力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鉴定机构，为了维持自身在行业内的领先水平，很多鉴定机构会自行制定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机构标准，甚至是团体标准。
朱晋峰，吴何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副编审，助理研究员。因为司法鉴定的科学属性，诉讼各方往往会赋予其比其他证据更高的效力，甚至径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3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微观视野 上述从司法鉴定管理、诉讼和证据等宏观角度对如何破解目前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啊哈，我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我们没有做任何不轨的事情。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克拉克后来辞职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当她正在采访李昌钰博士时，她单刀直入地问道：既然您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鉴定经DNA检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帮辛普森作证？李昌钰打了个比喻，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假设在采访过程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掉到我的裤子上，回家后，我太太发现了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DNA，结果证实是您的头发。{2} 然而随着司法鉴定乱象的不断曝光，社会公众对于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可靠性，甚至对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产生严重质疑。
同时在是否启动鉴定，委托哪家鉴定机构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时，要充分保障当事人自主权利的最大实现。相反，作为证据的一种，鉴定意见也需要接受诉讼各方的质疑，如果鉴定结果对自身有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式将其排除在诉讼之外。
（3）在管理手段上，除了目前已有的严格准入退出、能力验证、双随机、一公开以及正在探索的诚信等级、退出机制等措施以外，还应当加速《司法鉴定法》的制定工作。如此一来，不仅鼓励了司法鉴定行业的技术创新，而且可有效解决标准的技术判定和适用问题，有效缓解上述指出的矛盾。
在出庭作证形式方面，也应当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予以完善，包括隐蔽出庭、书面作证等。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不仅在规则制定、标准发布等方面体现善法的精神，而且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也应当严格按照要求操作。
{23}当然，要求采信者对鉴定意见进行科学专业知识方面的实质审查有点强人所难，但可以从完善审查、认证程序方面着手，因为如果法院在制定新的正当程序方面得到了公众的信赖，自己的决定也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威。两大法系国家在鉴定启动权的归属与其法律传统有较大关系，如英美法系强调当事人主义，所以强调当事人的主体地位。鉴定程序不统一、鉴定标准不统一或者鉴定活动缺少统一的规范，则会造成‘重复鉴定等问题，致使本来具有‘硬科学的鉴定出现公信力降低，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目标的实现。（二）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这也就意味着，根据司法鉴定标准或技术规范出具的鉴定结果，在准确性上就有存在误差的可能。这可以保证司法鉴定机构获取的检材样本是真实、合法的，即使存在不完整、不充分的情形，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通过公权力进行补充，以保障鉴定结果的准确。
（2）北京农业大学核磁共振实验室进行的鉴定，其结论是不含氟乙酰胺及其化合物。（5）公安部二所对样品进行分析，测试结果是老鼠死因系该鼠药毒杀，鼠药中含有氟乙酰胺{12}。
{6}这就造成司法鉴定一旦进入庭审程序，虽然在法律上法庭不受鉴定结论的束缚，但是一些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如此的复杂和专业，法庭甚至不能完全地理解鉴定的理由，更不用说评价其可信度了。鉴定人应当从不断提升自身鉴定水平，遵守回避等鉴定规则，从防止金钱、人情、虚假鉴定等情形出现的角度出发，最大程度地保障鉴定意见的科学、客观，提升鉴定质量的整体水平，从鉴定意见的内在不断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
鉴定实施是鉴定意见生成的核心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程序出现瑕疵（如检材样本的污染、实验室条件的失控等）都可能影响鉴定的最终结果，进而引发对鉴定公信力的质疑。如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11}，2003年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引进长沙湘和化工厂，化工厂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建设一条生产线，长期违规排放工业废物，最终导致大量植物枯死，一部分村民也因体内镉超标而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症状，并且造成两名村民死亡的结果。该事件要得到妥善处理必然需要借助专业人士对环境污染的性质、原因及后果等发表专业看法，而这势必已经不是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而俨然已经变成群体性事件。其五，由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享有鉴定决定权，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侵蚀。
如英国要求法庭必须对专家证人的必要性进行审查，遵照利益衡平原则，即专家证人出庭的产出，要大于其不出庭给诉讼造成的损失。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还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都对鉴定人负责制予以确认，明确鉴定人是出具鉴定意见的主体。
对于衡量具体标准，英国于2001年6月出版的《专家证人指南》予以了明确，主要包括七个要素：（1）在没有专家证人帮助的情况下能否发现事实的本来面貌。在诉讼维度下进行考察，涵括的是司法鉴定的全过程，从时间上需要自鉴定启动一直延伸到鉴定结束，从内容上需要自检材样本的提取一直延伸到鉴定意见书的出具。
[5]201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的范围、工作职责、技术审查意见的作用等作出规定。当然，这种情形在国外也同样存在。